文／韩咏红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

　　朋友邮寄来两张戏票，但最近太忙始终没拿定主意是否去看。星期天晚上想想别浪费了，于是匆忙披了衣服往剧场奔。

　　到了保利剧院，临下车前出租车师傅突然问：“今晚这儿演个什么？”语气里有一丝向往。“京剧《原野》，您听戏吗？”“听啊，好久没在剧场看戏了。”这时停车场管理人员走到司机的窗边，不耐烦地催促出租车放下乘客就赶紧开走，别挡着后边其它车子。“那这张票给你吧。”我说。“多少钱？”“不要钱，我的也是人家送的。”

　　快速从后座拿出票来递给他，下车时只见他兴奋地拿票向停车场管理人员扬了一扬，理直气壮地把车子往剧场停车场内开去。离开时我还听到停车场管理人员向管停车场领班喊道：“客人给了他一张票，他停了车看戏来了。”

　　这时我才意识到，刚才不只是一张多出的票转送给了“路人甲”，这个爱好艺术的中年北京男子还将成为我当晚看戏的伴。

　　这位叫王健的司机师傅原来是“发烧级”的音乐迷。当天上演的是台湾新剧团根据曹禺话剧改编成的现代京剧，我原本担心不合老戏迷口味。岂料，王健说：“《原野》我看过话剧，也看过谢晋导演的电影，现在就看看改编成京剧是个什么模样。”外行人看热闹，内行人看门道。王健是看“门道”来的。

　　他更钟爱的是西洋古典乐，尤其是小型的室内铜管乐演奏会。我买了两本节目单，一本是《原野》的介绍，另一本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总介，他借了去，细心地翻阅每一页，研究京剧版《原野》的分幕方式是否和话剧一样，也点评李云迪和郎朗钢琴造诣的优劣。“别看我是个开出租的。”王健说，1979年他就在北京听过国际指挥大师卡拉扬亲自指挥的《贝多芬第7交响曲》。那是柏林爱乐首次到中国，也是中国走出“文革”、再次敞开胸怀迎接西方顶尖艺术的标志。

　　京剧《原野》的震撼力肯定不及卡拉扬。剧本改编得不错，可惜台湾地区演员的做工身段和大陆的戏曲精英相比仍有差距，但北京观众到底有文化有水平，他们十分专注地投入于现场氛围里。谢幕时，王健起立鼓掌，长时间一语不发地站着。

　　我们的票价位是380元人民币，这价位对新加坡的中产阶级观众来说，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和1979年前相比，北京现在有了好多剧场、音乐厅，但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却走不进去。王健生长于知识分子家庭，幼年学过小提琴。虽然热爱艺术的文化基因还在血液中，但进剧场看戏渐渐成为一件古老而遥远的事情了。

　　我想起他起立鼓掌的神情，我不知道他是回忆话剧版、电影版的《原野》，还是在总体地缅怀着过去。